香港藝術大師訪談第一回~王無邪 WUCIUS WONG

短期連載！(from Milk Magazine #483)
香港藝術大師訪談第一回~王無邪 WUCIUS WONG

香港政府經常說要推動藝術創意文化產業，但在政策推行上往往諸多限制。另一方面，數碼科技令創作普及、方便；可是有說它重覆、沈悶而缺乏人性化的出現令創作顯得空洞及冷漠。過往前輩們的發表平台比我們更局限，成果卻是一點一滴的耕耘回來，講求的是質素而不是數量。大家經常說一代不如一代。大概是前輩們的光芒，形成我們這一代經常對自己能力感到迷惘吧。

有說香港設計起飛的時期大概是七、八十年代，當時一些本地創作人從外國帶來西方現代設計觀念，令大家對藝術設計有新的看法。過去孕育了現在的我們，於是這便成為此「香港藝術大師訪談」短期連載的由來──希望尋訪那群曾經主導本地藝術文化的人士，了解其創作歷程及環境，因為他們反映著某個年代，其成就令香港踏上國際的藝術設計舞台。


王無邪B.B.S.，原名王松基，
香港著名詩人、作家、畫家，1936年出生於中國廣東，隨後跟家人來港。二次大戰時期跟家人逃難回到國內，戰後再隨家人定居香港。1958年參與創立「現代文學美術j協會」。1960年主持第一屆香港國際繪畫沙龍，1961至65年間赴美留學攻讀藝術課程，回港後曾任職香港中文大學、香港博物美術館、香港理工學院。後於1984年移居美國，曾於哥倫布藝術與設計學院任教。王氏是早期香港現代詩倡導者，被稱為香港詩壇「三劍客」之一，曾與著名詩人葉維廉合辦《詩朵》、崑南合編《新思潮》、《好望角》等刊物。作品為香港藝術館、香港文化博物館、上海美術館、大英博物館、芝加哥美術館、德國柏林東方美術館等收藏。2006年香港藝術館為他舉行大型回顧展「東西問道」；2007年獲頒授銅紫荊星章（B.B.S.），彰表他在本地藝術及設計教育發展方面的成就。王氏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典兼教授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專家顧問，香港藝術館、一畫會、視覺藝術協會等榮譽顧問。


「思無邪」的藝術始源
「我的名字來得很純粹──十多歲時已很陶醉於文學，於是起用了這個筆名。那時我很想當詩人。」王老師屬於本地最早一代畫家，但其實他的文藝創作比其繪畫創作還要早。「小時候家裡很窮，1954年在聖約瑟書院畢業後，沒有機會上大學，便工作了好幾年，曾做過撰稿員、出版等。工餘時間喜歡閱讀詩詞文章。未夠二十歲，我已十分活躍於文壇，曾於文藝雜誌發表過文章、詩作。不過因為受英語教育，語文基礎薄弱，自覺難成大器，遂向繪畫發展。我在接觸現代西方文學時已有接觸現代西方繪畫，初憑自學搜尋，亦曾在

香港美術專科學校的夜校進修，同時參與過不同美術會的活動，並參與創立『現代文學美術協會』。我嚮往西方文化藝術，認為應赴西方第一手接觸及進修，結果成功申請獎學金，於六十年代到美國留學。」

香港這個獨特之地，經歷過大戰、曾受英人管治、再回歸中國懷抱……

訪問當天，藝術大師坐在面前跟我說過半世紀的藝術經歷，感覺神奇。「我差不多貫穿近百年香港的大時代──日軍入侵、戰後香港、六七暴動、石油危機、移民潮、回歸、科網等，到踏入了廿一世紀，坐在這裡跟你談話──這是個波欄起伏的大時代，我有幸感受這些大時代氣息。雖在英治香港下成長、受西方文化感染，可是卻有種說不出的特別感覺──我的中國感很強──大概是因為戰前出生、經歷過日本侵華的關係吧，香港與中國血派相連，我知道自己是『中國人』。」

說到本地藝術文化，戰後發展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。「戰後香港十分混亂，百廢待興，大家都希望在新環境中安頓下來。英國政府回來收拾殘局，大量重建，香港在這個特殊環境之下產生了特殊文化。戰前本地的文學、藝術都以廣州為中心；戰後資金、人材流入香港，形成了六十年代的平穩與動力。」

「早期的本地藝術大概分了三個派別：『傳統畫派』、『嶺南畫派』及『革新畫派』。『傳統畫派』即『國畫派』，代表人物有李研山；『嶺南畫派』在藝術上主張「折衷東西方」──引進西洋畫法，融合中西繪畫之長。當中有不少畫家都自廣東避走香港，重要人物有趙少昂、楊善深、丁顯容、鮑少遊等；部份畫家更曾留學日本，融合中國、日本及西洋畫的技法。當中呂壽琨就在這個當代藝術概念之下推動他的「新水墨運動」，建立嶄新的水墨畫風格，形成了『革新畫派』，深深影響往後的藝術家。呂壽琨可說是我的啟蒙老師。他的背景百份百中國，可是他嚮往西方文化，在身處的時代有感中國藝術文化需向西方取經，亦認為現代畫的意念跟中國傳統思想相近，故嘗試將西方的觀念表現於自己的作品中。可是他從來沒有放棄中國文化本緯的念頭，很著重中國的立場。他接觸過五十年代的抽象主義（ABSTRACTIONISM），以致他的『禪畫』創作展現『禪道精神』。在這點上，我與他的立場有別──從我理解，『禪道精神』即是『亂世』；盛世是沒有人會『談禪說道』的。」

從藝術探索發展出的現代設計觀
本地藝術於六十年代是一個準備及傳播的年代：香港大會堂成立，成為香港第一個重要的文化地標；香港博物美術館（即香港藝術館前身）亦於1962年成立。六七暴動後，政府的管治態度改善，開始注重本土文化，本土藝術文化開始冒起；經濟亦同時起飛，造就香港經歷了一個特殊的七十年代──一切發展迅速、比較自主獨立，成為「亞洲四小龍」之一，與韓國、台灣、新加坡看齊，成為獨立的ENTITY（實體）。至於本地的藝術設計方面發展亦漸見完善，提供設計課程的理工學院亦於1972年成立。

改變王老師藝術思想的契機，就是留學美國的時期──正值甘迺迪時代，是美國最強盛的年代；他從國際大事上看文化藝術，形成了獨特的宏觀視野──從香港跨看世界。而留學吸收到的現代美術與設計理論，亦是他在創作上最大的啟發，讓他往後能夠將設計觀點及原則應用於水墨創作上──以設計改變中國畫的結構，在其造型及構圖方面尋求突破，脫胎換骨。回港不久他更從事藝術、設計教育工作，曾於博物美術館（香港藝術館前身）擔任助理館長，及後於理工學院擔任過十二年首席講師，屬理工學院最早的一群老師。

「在留學美國時，波普藝術（POP ART）剛剛興起，卻並未成為主流藝術，還是很CONTROVERSIAL。
當時整個西方文化藝術發展從『現代』進入『後現代』時期；而POP ART真正影響香港大概在八十年代。」
「我喜歡形容自己為文人或知識份子多於藝術家，並以這個立場從事藝術創作。我喜歡閱讀、寫作、對萬事皆有好奇心，傾向以宏觀的觀點看事物──每樣事物的產生皆由不同因素構成，當中定必有最大的影響理由；就如沒有大戰，就沒有『後現代』時期，大概就是這個概念吧。」

在王老師眼中，「現代主義」比較理想；而它的發展實際上是充滿了苦難──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，人們充滿理想、有改革觀念。
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的焦點，有理想、才能及資本的人都走到美國去，所謂的『後現代』世界便因而形成：正面是繁榮之下的『二世祖』觀念──享樂主義；負面就是充滿危機、陰影的世界──如石油危機、核戰陰影、環保問題等。而我認為，直至2008年『雷曼兄弟』事件（金融海嘯）後，『後現代』時期便結束了──美國不再獨步國際，世界的秩序亦因而再重整；中國極速起飛，反觀美國、日本、歐洲已沒有過往般強勢了。在藝術方面來說，這兩年大概是『調整期』，沒有好與壞，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。這是個人宏觀世界得出的觀點──在世界的大事件上看它怎樣影響經濟、文化、人心、民生，從而再看藝術發展。」

「用手」創作
王老師終歸是位「用手、用筆、用紙」去進行創作的藝術大師；而年輕一代的主要創作媒介則是電腦。可是他對數碼、科技卻是絕不抗拒，亦有另一番看法。「九十年代電腦出現，科技發展形成了『假象式的希望』──每個人都夢想科技是萬能，可以帶我們去到更好的新世界。沒錯我是『用手、用筆、用紙』去思考的人。不過以宏觀角度切入，我會問：用紙筆創作，是否最重要？無論是電腦還是筆，只不過是協助我們創作的工具而已；每樣工具都會自然地產生特色，這在作品當中是無法隱藏的；亦代表著某個時代的某種主流現象。數碼時代（DIGITALAGE）是不可能停下來的了。」

有說「用手」做創作才會有思考，而這一代有太多REFERENCE，創意減少，缺乏思想、過程等，這點王老師不盡認同。「過往教授設計，每一個字都用手畫；現在短短幾分鐘便可做到了。沒錯，好像是欠缺了過程，可是每件事情都有平衡。現在的好處是可以很便快VISUALIZE，可即時修改。而因為從事設計教育工作，我在電腦初出現時已經接觸了。有人認為這種習慣影響設計思維，可是我卻認為它提供設計師們更多元化的選擇──在很短的過程上，做出更多的視覺選擇。大家成長的背景不同， END PRODUCT自然不同。。」

說到下一個年代將會是怎樣，王老師又有另一個看法。「DIGITAL AGE的下一步，或許是『TABLET』的年代吧──靠一塊電腦板、手指便可做任何事，就像回到最初──我們曾經『用手』創作，再以滑鼠控制；後來發現
TOUCH SCREEN的直接，熒幕上直接畫，你看現在的iPhone、iPad吧。科技容許我們行遠一步，再回到人性化──生活在數碼年代，數碼科技發展已令人們不覺得『數碼』，因為它已融入了大家的生活──設計師們認為下屬不用腦，只靠電腦，不會去起稿；但現在起稿用手指便可以了。我個人接受這種時代的進步。大概，科技再行遠一步就是追求『智能化』，幫助大家進行選擇吧。」

身份認同與中國藝術發展
雖受西方概念影響，可是王老師從不忘本。「中國人身份曾經很低微，可是現在已有所不同；國際級畫廊假如沒有收藏中國藝術家的作品便顯得不夠國際。中國如今擁有『文化大國』的形象；而貴為『文化大國』，不可再有別人影子的了──應該『多點中國，少點外國』。當大家認為自己是當中一份子，再被別人說有誰的影子的話，很自然便會孕育『自尊心』出來。」
說到身份認同的問題，王老師說來頗為感嘆。「香港人的優勢，就是沒有包袱，學甚麼做甚麼也可，『左溝右溝』，不無壞處；而香港人在藝術上要行出的路，可以不一定以中國為本。香港人就如一隻裝有很少水的水杯，還有很多空間可以到處盛載。坦白說，我個人很西化，卻對自己身份仍然矛盾──我甚至很執著中國人的身份，但我不建議下一代同樣為那種『身份認同』計較。只要知道自己『可以中國』，是文化大國當中一個子孫，就夠了。」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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